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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

时间:2020-02-15 20:21:29 来源:互联网 阅读:0次

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

1977年注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: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废除推荐制,恢复高考制度。在此之前,高考这扇大门已经关闭了整整11年。18岁的西安市三中学生冯仑骑了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参加了这场高考。40年后,已是法学博士、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的他于日前在迪拜接受了西安晚报的专访,回忆那段改变自己命运的高考往事。

“那时候班里上学的人不多,很多同学都去农村插队了,剩下的都是自己喜欢学习就学。”冯仑说,自己作为应届毕业生,18岁时参加了高考,“复习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都特别热,每到晚上,我就把脚放在凉水盆里,头上顶个凉毛巾,晚上在那儿复习,我母亲在旁边帮我赶蚊子。”

复习时间紧迫,什么复习资料都没有,“当时我母亲找到了一个蜡版,就是用针形钢笔在特制蜡纸上刻写成油印底版,油滚子一推就能印出来,就这样给我印了一些复习资料,连纸都是发黄的。”冯仑说。

高考那天,“我借了辆自行车,骑着车跑到建国门的二十六中考场。印象特别深的是,当时考场的课桌都是破破烂烂的,桌面高低不平,有时一写字就把考卷戳出一个洞。”冯仑笑着说,“由于是恢复高考的年考试,当时考场外面特别热闹,很多人围观。”

冯仑记得,当时高考完先公布初选结果,随后才是正式录取,“当得知初选入围后,我挺高兴的,但还要等正式录取,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,我去了成都叔叔家,考虑万一考不过,就再考一次。”不过很快,冯仑就在成都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,上面写着简单几个字:“录取,赶紧回家。”

1977年的高考也分文理科,父母建议冯仑选择理科更安全,但是因为他爱好历史、哲学,冯仑选择了文科。每门学科满分100分,他的平均分将近70分,“我数理化不太好,高考数学大概只得了32分左右,但是文科考得都比较高,所以把平均分拉高了。”

填报志愿时,当时大学少、能填报的也少,冯仑就选了几个自己相对有些了解的大学,“志愿报的四川大学哲学系,第二志愿是西北大学历史系,第三志愿报的延安大学,不过当时扩大招生

,西北大学新设立了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(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前身),首批只招50个人,我就成为这个专业的批学生”。这届经济学专业涌现出了冯仑、张维迎、魏杰、刘世锦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、企业家和高级领导干部。

过完年后的1978年春,冯仑到西北大学报到,“印象特别深,在我前面排队有一个人,穿着破棉袄,扎了个绳,说一口地道北京话,他叫田丰,是1975年自愿去延安的北京知青,后来还加入了我们万通集团,担任御风资本董事长。当时他给老师说,自己没钱报名,因为延安发生洪水,延河泛滥,他是捡了一条命回来的”。

参加1977年的这次高考的人,有的是知青,在农村支援建设,有的都已三四十岁小孩都大了,18岁的冯仑在大学里是年轻的学生之一。

“那场高考确实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,也是国家用人选拔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。”冯仑说,“比如张维迎当时从农村考到这里,后来我们都选择继续求学,我在中国社科院读了法学博士,他到牛津大学深造,实现了我们各自人生的垂直流动,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。”

对于当时没有读书氛围、缺乏备考条件却能一举考中,冯仑说,这和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,“因为我父母比较重视读书教育,我爷爷是办教育的,父亲一直在做政工工作,都非常重视教育。同时我也很感谢我们西安市三中的班主任老师苏立,她给了我特别多的帮助,像父母一样在思想上关心我。”苏老师家世较为曲折,对冯仑这位聪明上进的班长非常关心。冯仑回忆:“我喜欢放学后去苏老师那里聊天,她给我讲历史、讲家史、讲国家命运前途,她还把很多藏书拿给我看,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,但是在苏老师的影响下,心中充满家国情怀,我很早就立下誓言,要改变当时社会的现状,所以一直折腾到今天都没停。”

对于如今正在专心备考的高三学子,冯仑是这样说的:“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,但不是让你发展的通途,除了知识的积累外,更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,每个人的价值观可以有所不同,但价值观的养成,会促使你成为你想要成为的自己。”文/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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